图源：publicdomainpictures.net编者按
新冠肺炎仍在全球肆虐，控制疫情只有通过疫苗的开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世界各国在大力研发疫苗以及药物，中美两国处在新冠疫苗研发的第一阵营，能否在短时间内研发出药物或疫苗，其实背后是科技的力量以及创新的能力在支撑。近两年，贸易争端、新冠疫情等事件，让全球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的声音四起。
在作者看来，这种局面下，中国更应该拥抱世界，推出新的面向全球的开放科研基金，吸引国际优秀人才和开创性的原创思维，从而增加中国的创新能力。除此之外，原始创新能力的培养，从长期来看，需要有创新的文化、制度以及人才。
撰文 | 傅晓岚（牛津大学教授、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缺少原始创新是中国创新的一大致命短板。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步伐、实现经济强国而不是经济大国的梦想都受制于这一短板。全球新冠大疫之后的国际格局、中国命运，可能撬动大局势。原始创新有两个主要来源：第一种是兴趣和好奇心驱动的、在思想自由环境下创造出来的不拘一格的新颖的思想和方法，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或者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第二种是问题导向。为了解决问题，而已有途径和方法都提供不了有效的解决方案，或者当时、当地的条件无法使用已知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或解放思想，或因地制宜而创造出来的不同于任何原有思路的新方法、新思想，如攻克疟疾的青蒿素的发现和人类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对新能源进行的各种探索。第一种原始创新，更多地需要鼓励自由探索、百家争鸣、容纳不同思想、容忍失败的宽容、自由的思想环境和文化。第二种原始创新，属于问题导向、使命驱动。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创新系统中各种要素的主观能动性对创新的成功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这两种类型的原始创新都需要创造性的人才。人才与环境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在大力推动原始创新方面,中国需要怎么做？我觉得可以从如下6点来考虑。1. 培养和形成百花齐放、鼓励创新、容忍不同思想的环境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创新文化形成过程。中国目前的现状和亚洲的集体主义以及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和中国近二三十年追赶和转型当中重商主义流行，二者之间有着深远的关系。要改变这一现状，也是一个长期、复杂、牵一发动全身改革和思想开放过程。中国要有决心来推动，有耐心等待它的形成。在现有的体制下，现阶段要大力推动以问题导向带动的原始创新。以争取时间等待兴趣和好奇心激发的原创之花开放。2015年，《自然》杂志的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是在欧美，将近一半的一流科学研究来自于国际合作。因此中国要进一步鼓励国际人才交流。在全球化遇到阻力，疫情加大保护主义的情况下推出新的面向全球的开放科研基金，以此作为平台和桥梁，吸引国际优秀人才和开创性的原创思维。用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创新管理方法和全球的优秀人才来推动中国的创新水平，为人类解决全球性挑战做出中国的贡献。中美贸易战，加上各种“脱钩”理论的流行，很容易让中国的决策者和社会各界觉得没有选择，只能完全靠自己研发和创新。这种想法可以理解，容易获得支持，但是很危险。关起门来闭关锁国很难有大量的原创性创新。日本即使很多本土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但他们和世界科学家的交流是开放和频繁的，而且从小就如此。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即使是一个人才大国都不可能在每一个领域都有足够的一流科学家走在世界创新前沿。国际分工、协同和合作才能最有效率的推动人类知识创造，技术创新。中国真正的融入全球创新体系才能保证中国真正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从娃娃抓起。2019年，哈佛大学出版的《经济学季刊》一篇文章发现，在少年时期接触到有影响的发明创造对一个人一生是否成为发明家有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差别在女性、少数族裔和低收入背景的人群中更加明显[1]。很多人因为缺失这方面的教育而失去成为“爱因斯坦”的机会。美国和欧洲的科学博物馆，丰富以及富有吸引力的展示，对激发孩子对科学研究和探索的兴趣令人印象深刻。因此，建议中国加强科学博物馆的建设，每个省会城市至少建设一个综合或有特色的科学博物馆，以及互联网数字博物馆，从小培养孩子对科学探索的兴趣。此前，国内广泛讨论的教育体制改革，以形成鼓励创造性活动的社会和教育氛围，也是一个根本问题，又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具体实施上根据中国的文化，从考试这个“指挥棒”开始改革，纲举目张。改革考试的方法和内容：从考核死记硬背，改革为评估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考试卷设计有学问，试卷的质量也有很大差别，也应要从教师培训开始。学术上的批判性思维训练应该成为高中阶段但不纳入高考的学术素养选修课。让创新政策通过市场和竞争机制发挥作用。让创新性人才、原始的创新思想和项目在竞争中涌现，在思想的市场、产品的市场和技术的市场中优胜劣汰。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去挑选创新项目和创新成果。后者不仅仅会因为信息不对称和个人知识局限性导致决策的失误，还会带来利益寻租和腐败行为。欧盟、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都有各种形式、不同程度的创新政策和产业战略，如欧盟地平线2020、美国先进制造计划、英国产业战略、德国产业战略2030等。首先，这些计划或者战略的资金发放都是竞争性的，公开和透明的。因此，中国的重大科技专项等计划，需要在管理和运作上向这些方面转变，如向得到国际认可的基金，发放和管理对标。其次，每项政策的出台都从是否符合竞争中性原则进行必要性审核：1）是否解决市场失灵，如扶持中小企业；2）是否具有附加性，即政府的投资是否带动私营部门的其它的、更多的投资；3）过程是否公开和竞争性的。最后，为了防止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健康竞争，建议借鉴欧盟的国家援助（state aid）有关做法，对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进行立法规范，明确主要支持基础研究、可行性研究、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研究集群发展以及支持中小企业创新。这一点主要有两个突出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构建形成有利于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如对人的评价激励机制等等）和政策制度，有效激发从事这方面研究与创新人员的创新动力、活力和潜能，能够让他们“心无旁骛”、“坐得住冷板凳”、长期稳定深耕、出更多更好的原创重大成果。个人认为，对人的评价激励机制是重点，因为创新的思想根本上不是钱产生的，是人产生的。完全不看论文就不是科研工作者了。人都是有一些惰性、需要一点压力的。但是唯论文数量是举也不对。听起来有些中庸，但是根据不同学科特点把握好政策的度和火候非常重要，反映政策水平。第二个问题是在基础要素、能力建设层面，中国比较直接的“硬短板”是基础研究投入低。客观地讲，中国创新不足不是总投入少的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2018 年，中国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总额约为 2 万亿元，全球第二，超过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四国研发经费支出的总和，超过欧盟27国总和。按R&D投入与GDP比率看，中国也达到了2.18%，超过欧盟2017年2.03%的平均水平。清华北大的人均科研经费不仅超过欧洲强国德国，甚至高于德国的主要研发结构。但是中国研发经费存在基础研究占比太少和结构不合理（企业、社会、地方政府投入很不足）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6个成员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例的平均值为15%，而中国近年来一直维持在5%左右。美国的基础研究经费中私营部门投入占比大于政府拨款，而中国社会和企业投资基础研究则非常少。如何有效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和地方政府加大投入，优化基础研究投入结构，需要尽快破题。政策着力点上要从大企业入手，用政策鼓励他们投资研发，而不是政府发钱给他们研发。这方面与以上第四点竞争中性原则的实施相呼应。后发国家不应拘泥于在GDP中找研发的贡献，同时应该特别重视技术扩散，扩散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曾经有些经济学家质疑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为在他们的经济增长分解中看不到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科技创新对人类社会进步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其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还体现在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升质量，以及提供更丰富的多样性。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更体现在提升人类福祉，让不可能变为可能（如信息技术）以及解决一些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如粮食、水、能源以及健康安全）。整个创新链条，从研究开发到技术转移和产业化，再到大规模的生产是一个漫长的涉及多个部门的知识和经济活动的综合过程。仅仅用研发投入来衡量创新活动，必然忽略了其他创新链后端的创新活动。此外，从研发到创新链末端经济效益产生，根据行业不同，中间有长短不一的时间滞后，如医药行业，从研发投入到经济利润的体现，时间滞后通常长达10年以上。此外，有些技术进步，如信息技术带来的变化，需要运用它的组织充分消化吸收以及组织管理方面的相应变化才能充分体现。最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对原始创新的重视无疑是正确的政策选择。但我们是不是把0到1的创新放在重要位置就意味着技术扩散不重要、不需要政策推动？国内有一种思想就是：技术扩散我们做了几十年了，做得很好了。它是低级的创新，我们不需要了。事实远不是如此。2019年，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表的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报告，发现中国的领先企业和追随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TFP）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 [2]，这显示中国企业技术扩散和先进管理方法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绝大部分基本上是在技术转化以及大规模运用当中得以体现。在国家层面，创新对GDP增长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扩散对大多数企业的提升作用，而不是研发对个别创新企业的利润能力提升。因此各国特别是后发国家应该向扩散要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之，中国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从长期看需要有利于原始创新的文化培养，制度改革和人才培养；在现阶段必须加强问题导向、创新的国际开放力度以及政府和全社会对基础研究的资金及政策倾斜和耐心，并且按照科学规律设定适当的期望值和要求。所有这些短中长期变化都必须从现在开始，这样可以在“使命创新之果”后，迎来“兴趣创新之花”与之同开。参考资料：
1. Alex Bell, Raj Chetty, Xavier Jaravel, Neviana Petkova, John Van Reenen 2019. 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4, Issue 2, 647–713
2. World Bank Group;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Innovative China : New Drivers of Grow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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